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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莱州市档案馆馆藏中的一件清代档案,它是“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颁发的一张《谕单》,年款是“同治元年正月”,即公元1862年2月。“恭亲王”,即咸丰帝六弟奕欣。谕单内容:依据《中法条约》①中有关款项,要求各地官员善待天主教②,尊重传教士,对教民一视同仁,公平处理涉教事件;强调严禁对教民苛摊冗费和袭扰教民,并就教民的公费如何派摊详举两例做了说明。
《谕单》中共有800多字,从这些生涩文字中很难让人看出深层的奥妙。但是,当我们再次打开中国近代史并重新审视这张《谕单》,就会惊奇地发现,它仿佛像一面尘封的镜子,透过岁月尘隙隐约间折射出那段久远的历史,诱发出我们沉重的记忆。而这段历史也正诠释了这件《谕单》的内容和史料价值。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后事隔14年,即1856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商船事件为借口,而法国则以天主教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共同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
月-1860年11月)。在侵略者的淫威下,清朝统治者完全屈服了,先后于1858年6月和1860年10月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③和《北京条约》④。这些条约,使西方列强继《南京条约》之后又攫得包括开放登州等11地为通商口岸和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游历、通商等在内的一批特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方面导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空前掠夺,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战争的结果使西方列强认识到,与其彻底打跨清政府,不如扶持它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以巩固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因此,《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等国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它们的“任何援助”,包括以武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清廷中,以奕欣为代表的“主和派”则极力主张“外敦信睦”。为了适应列强的需要,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签订《北京条约》并得到洋人扶植的奕欣等主持,专门办理对外事务。是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他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政权则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个“顾命大臣”掌握。11月,奕欣在外国公使的唆使下,与载淳的生母慈禧相勾结,发动政变,免除八大臣职务,并处死载垣、肃顺、端华3人,宣布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奕欣受命为议政王。史称“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从此,慈禧掌握清王朝的统治权长达47年,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后患。1862年2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方针,标志着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进入了公开化。
笔者之所以在此简述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与这张《谕单》有着许多历史背景上的联系。
一、通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串联众多重大事件的是一根紧凑的时间“链条”,即1858年6月至1862年2月。
1858年6月是这根“链条”的第一环,以《天津条约》的签订为标志;最后一环是1862年2月,以清政府确定“借师助剿”方针为标志。也就在同月,清政府制发了这张谕单。这根紧凑的时间“链条”,前后共计不到四年时间,期间发生的大事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沽口大战;咸丰帝逃离京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北京条约》签订;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帝位交替;“祺祥政变”……在这四年间,国事之密,时间之短,影响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中是极为罕见的。正是在这根“链条”的牵引下,清王朝一步步走进了丧权辱国的泥潭;此后,国内发生的许多政治大事无不与这根“链条”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而这张《谕单》,就是系在这根时间“链条”末端的一件历史信物。
二、通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了解这张《谕单》的作者,即恭亲王奕欣其人。
奕欣,在这段历史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因钦命签定《北京条约》并“尽心和议”,与洋人结有很深的交情,倍受洋人扶植;他勾结慈禧发动政变,又是慈禧的顶级红人。政变后,奕欣除任议政王,还享有军机处行走和君前免拜等特权,并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精锐部队“神机营”,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他做为洋人与慈禧间的“枢纽”和国家主权的代言人,在国家利益的夺让中举足轻重。此《谕单》是依据《中法条约》有关条款而拟,《条约》是框架性文件,《谕单》是履行条约的贯彻性的文件。奕欣既是《条约》的签订者,又是这张《谕单》的制发者;既是国家主权的出卖者,又是列强特权的抓落实者。
三、通过这段历史,我们还可以了解这张《谕单》所涉及的主题,即天主教在英、法两国利益中特别在法国利益中所处的地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天主教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与中国教民狼狈为奸,无恶不作。他们遍布党羽,呼朋引类。有的煽惑人民,传播殖民思想;有的“绘图测境,消息潜通”,从事间谍活动;有的以收容和募捐为名,干着拐骗儿童和聚敛财物的勾当。这早已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人民的反对。为此,清政府曾先后数次制定《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传教士受到极大限制,传教活动屡被查禁。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天主教信奉国,也是最早以传播天主教方式侵略中国的国家。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法国的借口就是天主教事件,即1856年2月法国马赖神甫在广西被地方官处死事件;这次战争结束时,法国又执意把进入内地传教问题明文写入《中法条约》。可见天主教在法国利益中是何等的重要,实际上法国已把天主教做为对中国实施殖民侵略的一种特殊工具。
此《谕单》左上角有5行手书的法文,是对《谕单》主旨的翻译。由此可以推断该《谕单》起初曾由法国传教士保
四、透过这张《谕单》,我们可以窥视到这段历史中那些久远的真实片段。
这张《谕单》既然是这段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那么字里行间必定粘带着当时的一些政治和社会信息,存留着对这段历史的某些记忆:
1、这张《谕单》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一年制发的,文中又有“惟此事已屡次通行各省督抚遵照办理”。所以,可以判定在短短一年之间,奕欣为天主教事曾先后数次下谕;此谕仅是其中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天主教事对朝廷是何等的重要。
2、为了认真履行条约,妥善处理涉教事件,此谕中,奕欣除对地方官提出原则性要求外,还不惜笔墨就具体事项如何办理列举了两例,加以详细说明,惟恐地方官在执行中有误。可谓是叮嘱再三、谨慎有加。从这,不难让我们感到他对列强的特权是多么的上心和慎重。
3、《谕单》中“现际中国与法国诚心友睦,自应格外厚待以敦其谊”语,这虽是奕欣的心里话,却也注释出了此时清政府上层的行政倾向;其中“诚心友睦”、“格外厚待”,应是当权者政治心态的最直露表达,奴颜卑躬之态呼之欲出。
4、谕文中还有习教人“致被不习教人凌辱、殴打并抢劫什物、焚毁田禾等情,该地方官必应为之彻底根究,按律严惩。”和“(因)时起争端,本爵再备文知会各省俾知”及“发给谕单,俾得家喻户晓,勿须迁就”等语。这已隐晦的告诉我们,当时各地经常的出现不习教者对习教者的歧视和袭扰事件。对天主教民的鄙视和频频袭扰,反映出当时民间对入侵者的愤憎和抵触情绪,这是一种间接发泄和变相对抗行为。
5、谕文中还批评“各省中(地方官)不协情事仍复层见叠出,屡据习教者具呈申诉”,并要求“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不必因习教而有所苛求”。这些文字,一方面曲折的告诉我们,当时许多地方官也有较重的排外意识,对洋教多予鄙视,对袭扰事件不予协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持默认态度,立场倾向于不习教者一边;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隐隐听出了当时清廷上层和地方官吏之间的不谐之音,上面三令五申,下面自行其事。由此看来,自由传教这一特权在实际落实中并不顺通,阻力是多方面的,这张《谕单》恰巧印证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之所以极力获取和实现自由进入内地传教的特权,其目的是通过传教这一特殊的侵略方式,使自己的势力由沿海向内地延伸和渗透,即所谓“用十字架征服中国”。胶东半岛,外可连接大洋、内能窥探京津,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首选跳板。在当时,覆盖胶东半岛的是两个行政区,东西比邻分别是登州府和莱州府。在这两个行政区内,入侵者又对两个地方最为关注。一是登州府治蓬莱,此地自古为京津门户,海防重地,打开登州之门,大清帝国的海防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此1858年6月签订《天津条约》时,登州被迫列为了开放口岸(后因此地滩浅,登陆不便,于1861年改为烟台),这是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口岸。二是莱州府属即墨县的胶澳(今青岛),此地在元初是胶莱运河⑤漕粮海运的过驳商埠,自古为我国海上南北交通要冲;它北负半岛,南面黄海,由外洋登陆更便利,战略地位显要,后屡遭外强侵夺,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亚洲的唯一战场。这两地既是山东最早遭受西方列强侵入的地区,也是山东最早传入洋教的地区。据档案史料记载:自1851年,法国人郭实腊首先来烟台传教后,传教人数不断增加,到1862年时出现了一个高峰,人数急增,仅烟台教区就新来传教士30人,信徒多达2.5万之众,是登州府的洋教传播中心;胶澳一带,更是“教堂林立,司教之徒尤遍地皆是”,是莱州府的洋教传播中心。这一时期,传教士的足迹已遍布胶东城乡各地,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境内“传教洋人,相望于道”。随着教会势力的入侵和一些不法教士的非为,登、莱各地也相继爆发了反洋教运动。闹教反官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反帝爱国烽火燃遍半岛。1954年形成的莱州宗教调查史料记载,天主教传入莱州是清同治3年(1864年)。这个时间与这张《谕单》的年款很接近,相晚仅两年。因此,这张《谕单》作为当时莱州府官方收文,应与莱州天主教的发端有着内在必然联系,是天主教传入莱州的肇因和物证之一。
《谕单》近似于现在的《通告》,为官方普发性文书。这张《谕单》,不仅对研究莱州及胶东地区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和活动历史,具有重要的旁证价值;而且对研究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宗教势力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侵浸活动及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和社会矛盾,也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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